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海万航渡路269弄40号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位老人。他举止儒雅、气度从容，邻居们尊称他为“吴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历经坎坷，却依然在改革开放年代活跃。他就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外交、司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吴凯声大律师。

吴凯声（1900年—1997年），江苏宜兴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赴法留学并获里昂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春回国，在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吴凯声刚进入律师行业时，虽初出茅庐，但因那时法学博士凤毛麟角，况且他能用英语、法语出庭辩护，是最早在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出庭的中国律师之一，因此，他很快成为上海的“头牌律师”。

留学法国期间，吴凯声与周恩来、王若飞等相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开展地下革命斗争，为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时常委托吴凯声律师提供法律服务。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吴凯声担任同盟的法律顾问。

营救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上海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会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突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他知道事情不妙，即与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宣布散会，并提醒同志们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当天下午，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冒险回到恒丰里104号，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时，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军警包围，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被捕。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的厨房师傅，名叫陈友生。敌人将陈延年看作普通的嫌疑人，押往上海龙华监狱，此时陈延年的身份没有暴露。

中共地下组织得知陈延年等人被捕，立即开展营救。王若飞写信给陈延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好友刘方岳，请他设法营救，刘方岳便委托吴凯声律师。吴凯声出于同情革命，慨然应诺，同意接办。

当天，吴凯声派人到上海各巡捕房、警察局了解情况。他们看到了一份材料，上面写着：“一自称陈友生者，皮肤粗黑，身穿短衣，裤脚扎有草绳，很像是干粗活的人，彼云是房东家烧饭师傅，警察局抓错人了。”吴凯声因之前见过陈延年，对他的体貌特征有印象，综合其他信息，便确认这个自称陈友生的人就是陈延年，并判断出其尚未暴露身份。

吴凯声立即将消息告诉刘方岳，并告知他，军警因陈“凶狠”要给陈吃点苦头以泄愤，一时不会放人。不过，他已向巡捕房塞了钱，估计过几天会放人，请刘方岳安心等待。然而，在陈延年即将出狱之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吴凯声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整个营救计划失败。

原来，在刘方岳、吴凯声全力营救陈延年的同时，另外还有人设法营救。陈延年被捕后，与陈独秀世交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突然收到上海警察局寄来的一封信，虽此信署名陈友生，但是汪孟邹根据字迹认出是陈延年。接信后，汪孟邹心急如焚，立即去找胡适设法营救，胡适满口答应。胡适连夜写信给吴稚晖，请其相助。谁知因信仰分歧，陈延年陈乔年与吴稚晖早已决裂，分道扬镳。吴稚晖接信后便出卖了陈延年，向负责此事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其时，韩步先在严刑拷打下已经叛变，供出烧饭师傅的真实身份是陈延年。吴稚晖的告密加上韩步先的叛变，均使一切无济于事。

吴凯声得知变故后，大吃一惊。他立即驱车前往上海闸北警察局，想做最后的努力，以非常手段采取紧急措施，向警察局负责人许以重金，立刻带走陈延年。不料，吴凯声扑空，陈延年已被押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

1927年7月，上海国民党军事法庭开审陈延年，吴凯声出庭辩护，慷慨陈词，力辩达一小时之久。然而，法庭判处陈延年死刑，连上诉的权利也被剥夺。次日，陈延年在龙华刑场被处决，壮烈牺牲。

营救廖承志、陈赓等人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杨杏佛来到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2号吴凯声寓所。杨杏佛告诉吴凯声，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逮捕，一起被捕的还有罗登贤、余文化二人。杨杏佛介绍了廖承志等人的详细情况，想聘请吴凯声为辩护律师，出面营救三人。吴凯声当即允诺，慨然答应。紧接着，杨杏佛又告知，另外还有两位爱国人士，是一对兄妹，哥哥叫陈赓（化名陈广），妹妹叫陈藻英，已被公共租界逮捕，将与廖等三人同庭受审。他请求吴凯声担任辩护律师、大力营救，吴凯声一口答应。

吴凯声接受委托后，立刻召集律师所的几位律师，组成律师团，并进行分工。吴凯声本人和马常律师担任廖承志及陈赓兄妹的辩护律师，蔡晓白、陈炳煜等担任罗登贤、余文化的辩护律师。之后，吴凯声到老闸捕房会见廖承志和陈赓。廖承志早闻吴凯声大名，知道他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法律顾问，也清楚他是一位支持革命的进步民主人士，便十分信任地将一切情况和盘托出。最后，廖承志签署了委托书交给吴凯声。接着，吴凯声会见了陈赓，他做了自我介绍，说明这次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委托，出庭为陈氏兄妹辩护，他一定依法保障民权、伸张正义，请陈赓放心。陈赓听了很高兴，表示谢意。吴凯声又向陈赓了解了被捕的原因、地点和时间等情况。吴凯声问毕，也请陈赓签署了委托书。之后，吴凯声与何香凝、杨杏佛等一起商谈辩护方案，做好准备，等待开庭。

1933年3月31日下午，该案在江苏省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式开庭。法庭内外，戒备森严，气氛肃杀。开庭后，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陈赓、陈藻英五人由法警押着走进法庭。审判一开始，庭长郁华传唤被告，第一个叫到了陈赓。他问过陈赓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和职业后，语气严肃而语速缓慢：“你是不是江西红军第十四军军长？”陈赓十分镇定，淡淡一笑：“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军长不军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而已。”郁华厉声道：“你此番来沪图谋推翻政府，必须如实供认。”陈赓大声地说：“我同妹妹陈藻英来上海治病，从来没有任何越轨行为，你们无证无据非法逮捕我们，严重侵犯人权，必须将我们立即释放！”之后，吴凯声起立辩护，他首先提出公共租界捕房没有陈赓兄妹的任何犯罪证据；其次，陈赓来上海治病，完全正当，应受法律保护；第三，现在的青年很爱国，爱国无罪，陈赓或有过激的爱国言论，但何罪之有？最后，吴凯声大声疾呼：爱国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投身救亡运动而被拘禁，受刑被害，令人痛心！法庭应坚持司法独立，不受外来干预，秉公处理。法庭应依法将被告当庭释放！

郁华等到吴凯声辩护完毕，即命陈赓退下，传唤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郁华照例核对各被告身份后，捕房律师甘镜首先发言，指控廖承志等三人危害民国，应立即押解南京依法制裁。上海警察总局法律顾问詹纪凤律师又对廖案的严重性论述了一番。接着，叛徒王其良出庭作证，咬定廖等三人是共产党员。

吴凯声站立起来，以恳切的语气表示，廖公子是先烈仲恺先生之嗣，且仅此一子，自其被捕后，母亲何委员（何香凝）思念心切，以致旧疾复发……他这几句饱含感情的开场白，使法庭的氛围为之一变，顿时，在场的人们大都露出了同情、怜惜的目光。紧接着，他当庭驳斥叛徒王其良的指证，表示证人王其良因在经济上与廖承志有纠纷，便诬告廖承志等是共党。最后，吴凯声提出结论与请求——“被告逮捕至今，已经三天，法庭并未查到任何证据，因此，应立即将其释放！”

吴凯声慷慨陈词，讲了一个多小时，扭转了法庭形势。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叛徒张汉卿出庭作证，指认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三人。郁华让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与张汉卿当庭对质，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均否认与张汉卿认识。看到证人被驳斥，控方再无过硬证据，郁华便宣布休庭。在后室，他与推事、检察官合议一会，继续开庭。郁华宣布：现决定将陈赓、陈藻英、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五犯移交上海警察总局。

法庭闭庭，陈赓、廖承志等五人立即被押上一辆红色汽车。吴凯声立刻跳上自备的黑色轿车，紧跟到警察总局。因吴凯声担心警察总局将陈赓、廖承志等五人秘密押往南京，他决定在上海就地将人救出。他找到留法同学、警察总局局长蔡劲军，蔡劲军一听，连连摇头。吴凯声见他胆小不肯相助，就让他给市长吴铁城挂电话，请吴铁城明确答复放不放人。吴铁城在电话里下了指示：“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其他四人仍旧看押。”蔡劲军当即将这个指示转告吴凯声，吴凯声赶紧办理一切手续，廖承志被放出。

1933年4月1日，突然传来紧急消息：罗登贤、余文化、陈赓和陈藻英四人当天被秘密押往南京。情势十万火急，必须马上进行营救。第二天，由宋庆龄、蔡元培联名签署的一份电报发给了汪精卫，要求不得使用军法刑讯，交由法庭依法审判。1933年4月4日，宋庆龄、杨杏佛、吴凯声、沈钧儒和伊罗生到达南京，下榻扬子饭店。汪精卫带一侍从来到扬子饭店，宋庆龄当场向汪精卫表示，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就是共产党员也有此权利，不能除外；这四个人如果确实是犯了什么法，也应送司法机关审讯，不可任意关押……汪精卫走后，他们前往南京卫戍司令部，探望罗登贤、余文化和陈赓兄妹。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及强大的舆论压力，陈赓被释放，陈藻英也跟着一起出狱，而罗登贤、余文化被害。

颇具政治眼光的官员律师

当年的吴凯声是一位具有政治眼光的律师，又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开办的“吴凯声法律事务所”，是当年上海滩规模最大的私人律师事务所。此外，他又兼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及上海法学院、东亚大学等校教授。

吴凯声既是官员也是律师，拥有“上海第一大律师”的美誉，除担任政府的法律顾问外，还担任了中央银行、上海工商联合会、码头工会、印刷工会、电车工会等法律顾问。他追求公平正义，敬佩和爱护革命志士，不畏强暴、敢辩能辩。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视察上海时，得知吴凯声境况，表示“上海有位大名鼎鼎的律师，叫吴凯声，他身为国民党党员，却能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维护正义，为共产党人辩护……”陈赓的一席话，吴凯声得以获释。之后，吴凯声再度入狱。周恩来总理关心这位留学法国时的老朋友，惦记他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提供过帮助，便亲自批示，吴凯声得以出狱。

之后，吴凯声的境遇得到改善，受聘为外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文学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吴凯声晚年说过，共产党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1997年8月27日，吴凯声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

图文来源 | 民主与法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