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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 “红色律师”陈志皋:化解“伍豪事件”的著名律师
发布时间:2022-09-13 10:27:46| 浏览次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红色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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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睹并感受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和丑陋,他们向往政治昌明、法制健全,坚持公平正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义无反顾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和斗争中。他们以律师的身份,以法庭为阵地,以法律为武器,营救了一位又一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们是民国时期的大律师,有的是毛泽东口中的“女中豪杰”,有的是周恩来心中“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有的还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和见证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在全党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之际,党史专栏《铭于心、践于行,环球经纬在路上》特别推出沈钧儒、章士钊、潘震亚、张志让、史良、刘崇佑、江庸、施洋、吴凯声、陈志皋等多位“红色律师”的光荣事迹和法治故事,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走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有一位名叫陈志皋的青年律师,思想进步。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通过地下工作者黄慕兰接触、联系陈志皋,陈志皋以合法的身份,帮助革命。陈志皋在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志皋主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革命事业作了重要贡献。


受爱国民主人士熏陶的进步青年

陈志皋(1911年—1988年),浙江海宁人。陈志皋肄业于震旦大学,获上海法学院法学士后,留学法国专攻法律。回国后,陈志皋执行律师业务,担任全国律师公会常务理事,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法租界的著名律师。


陈志皋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时,思想左倾,参加过学生活动,之后转入上海法学院学习。上海法学院有一批思想进步的师生,如褚辅成、沈钧儒、李剑华、宋渊如等,均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在那里,陈志皋经常接近他们,并受到熏陶。尤其是沈钧儒先生,既是师长又是表兄,对陈志皋的影响很大。


青年时期的陈志皋参加了进步团体“世界与中国社”,该社出过一本旬刊《世界与中国》,后改为月刊。九一八事变时,《世界与中国》出过特大号,是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刊物,编辑部就设在陈志皋家的三楼。这一时期,陈志皋参加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外围工作,并利用优越的家庭条件,为开展工作提供帮助。


营救关向应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上海闸北的寓所被捕。他化名李世珍,当时并没有暴露身份。之后,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几乎所有的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关押在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一一指认,以致狱中尚未暴露的恽代英等同志被害。

此时,顾顺章并不知道关向应已被捕,但形势十分危急,周恩来找到黄慕兰,交给她营救关向应的任务。黄慕兰反复考虑,找到陈志皋。陈志皋带她拜访其父陈其寿先生,陈其寿先生在上海司法界位高言重。见面后,陈其寿对黄慕兰颇有好感,收她为“干女儿”。陈志皋见黄慕兰取得父亲的信任后,便向父亲提出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名叫李世珍被误抓,关在上海龙华监狱,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爽快答应。数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邀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来家里吃饭,同时将黄慕兰叫来。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称黄慕兰为自己的“干女儿”。典狱长一口答应放人,但关向应却迟迟未能出狱。


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叛变,但他来不及招供,便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周恩来担心夜长梦多,指示黄慕兰加紧办理,黄慕兰再次拜访陈其寿。听说这事迟迟未办,陈其寿非常生气,把典狱长找来质问。典狱长解释说,一位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知道此人嗜好,便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带上两斤上好的烟土去找这位书记官。关向应被关押近半年后,终于出狱。营救成功后,陈志皋、黄慕兰驾车到龙华监狱,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在东方旅馆替他接风洗尘。


查证向忠发叛变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给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各机关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周恩来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切断了顾顺章当时所知道的一切线索,向忠发也另迁住所。不久,形势更加险恶,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向忠发送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提出要见杨秀贞一面。中央没有同意,因他坚持要见面,组织上便明确要求他上午去,下午一定要赶回来。然而,他去后,不仅在杨秀贞处吃了饭,而且还过了一夜。次日早晨,向忠发去附近一家汽车行叫车离开时,被认识他的车行会计告发进而被捕,旋即叛变。这使处境十分困难的党中央各机关雪上加霜,组织安全、人员安全更是受到严重威胁。然而,当时党组织并不知道向忠发已经被捕并叛变的情况。


幸运的是,当天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在东华咖啡馆喝咖啡,恰遇陈志皋的同窗好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曹炳生。聊天中,曹炳生透露,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曹炳生还提及,这个家伙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黄慕兰仔细考虑后,判断被捕叛变的是向忠发。


黄慕兰借故提前回到家,打电话约潘汉年见面,告诉他这个消息。组织获悉后,周恩来立即通知一批同志转移、销毁文件,做好应变工作。之后,组织派了两名特科同志伪装成小商贩,挑着馄饨担子,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等人撤出前的住所附近观察。当天夜里,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这一伙人没能抓到周恩来,直接扑向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抓走几位同志。这个印刷所公开挂有招牌,有正式的营业执照,跟外面也有印刷业务的生意往来。由此,党中央确认向忠发叛变。


次日,周恩来见到黄慕兰,要求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陈志皋后来从曹炳生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原来抓住向忠发的人打电报给蒋介石,汇报已抓到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正法”。负责审讯的人接着发去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没等到蒋介石的第二次回电指示,收到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人,为抢先邀功领赏,随即将向忠发枪决。这些消息,有利于党中央及时掌握向忠发叛变的真实情况。


化解“伍豪事件”

伍豪脱党是党史上一个著名事件,它是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的阴谋。1932年2月,特务以周恩来的代号“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申报》等报刊,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中共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一阴谋有着很大的漏洞,在刊登启事前,周恩来已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担任中央领导。然而,如何澄清事实真相、揭穿阴谋、消除不良影响,还需要讲究斗争策略。


潘汉年拿着登有辟谣启事的机关报《实话》找到黄慕兰,并告诉黄慕兰,党刊是内部刊物,读者有限,中央要她利用与陈家的关系,设法在上海大报上辟谣。接受任务后,黄慕兰去找陈志皋。陈志皋虽然不知道伍豪是什么人,但从黄慕兰严肃的表情中,看出事关重大。他仔细看了启事内容,为难地表示:“我是中国律师,刊登这样的启事,当局和巡捕房追问下来,无法交代。”他提议,办这件事应该找个外籍律师,根据治外法权,在中国的外籍律师可以为当事人保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


他想方设法、四处奔走,争取了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1932年2月22日,上海《申报》登出这样一则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庆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篇《启事》与特务炮制的《启事》,虽然内容毫不相干,但却告诉了读者,“此伍豪”非“彼伍豪”。这是一个间接迂回的辟谣方法,产生了一定效果。


然而,黄慕兰并不满意,她希望陈志皋能为伍豪正面辟谣。陈志皋表示,只好请外国律师帮忙。当时,上海有一位名为巴和的法国律师,他与陈志皋是至交好友。巴和律师酷爱中国古董,陈志皋考虑再三,便从家里拿出一幅祖上珍藏的古画,送到巴和的寓所。巴和一见古画,眉开眼笑,意识到陈志皋可能有求于他,便提前答应。陈志皋见状,拿出一份以巴和律师名义起草的辟谣启事,请他尽快刊登在上海《申报》上。1932年3月,《申报》以醒目位置大字标题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这则启事设计得十分严密周全,在法律上更是无懈可击。以周少山的名义来辟谣,在启事中又说伍豪仅仅是自己发表文章时“别名”,同时指出“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这一巧妙的技术处理,读者很容易判断出先前的那份所谓脱党启事系伪造的谎言。这则启事刊出后,凭借《申报》的广泛影响力,取得了明显的反击效果。


运送抗战物资

1938年1月,党中央派刘少文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的身份来到上海。刘少文充分肯定了陈志皋的工作成绩:成功营救关向应、及时将向忠发叛变的情况通知潘汉年、化解“伍豪事件”。他要求陈志皋留在上海,继续利用合法身份和上层统战关系,为推进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发挥自己的作用。


1937年至1939年间,陈志皋在上海以律师的身份,利用其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与法国人的友好关系,成功地做了几件一般抗日爱国人士所不能办到的事情,比如,以抗敌后援会名义租用法国轮船,把许多滞留在上海的国共双方知名人士安全送往大后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广大海外侨胞更是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然而,国民党以“统筹统汇”为名,要求海外捐赠的资金、物资全部寄交给国民党政府,然后由国民党政府分配使用。实际上,这些捐款和物资无法到达八路军、新四军的手中。为突破国民党的“统筹统汇”,上海的救亡团体通过派遣慰劳团等方式,想方设法把药品等军需物资直接送往新四军。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等人转移至香港。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大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以宋庆龄、何香凝在海外的巨大影响,“保盟”广泛联络世界各国进步组织和进步人士。“保盟”向他们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缺乏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英勇杀敌的感人事迹,取得了他们对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爱国华侨及各界人士慷慨解囊,捐献了很多物资,有的还专门指定用以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广州沦陷后,这些物资积存在香港的仓库里,无法运送出去。当时,香港和重庆之间只通飞机,用飞机运输捐赠物资,不仅运费昂贵,而且运输量小,不能满足前线需求;而在香港存放过久,又有安全问题。对此,宋庆龄等人十分焦虑。何香凝通过刘少文捎信给陈志皋,请他去香港想办法开辟运输线,把这些支援前线的抗日物资运送出去。


陈志皋应允前往香港,帮助运送物资,但正在上海筹组公司、调配人员之时,发现可疑人员在他家附近出没。为安全起见,陈志皋于1939年春夏间,与通易公司的经理潘鲁岩匆匆赴港。到香港后,他们以通易公司下属正大运输公司的名义,联合西南运输公司等,到达越南海防。通过在那里的老同学关系,陈志皋等人开通了一条“香港—海防—昆明—重庆”的海陆联运交通线。他们签好合同,约定每个星期可以使用滇越铁路的一节车厢,如此一来,海外捐赠的抗战物资就可以及时送往前线。这是突破日军封锁,为我们党和进步抗日力量开辟了一条从沿海到内地的新的交通线,在当时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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