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的典故，流传广泛、影响深远。陈独秀、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声誉卓著的两大领袖。在陈独秀、李大钊先后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和迫害时，有这样一位律师不畏风险、挺身而出、积极营救、慰问遗属，他就是民国律师章士钊。

生平经历

章士钊（1881年—1973年），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出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湖南省长沙市）。章士钊幼读私塾，十分勤奋，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年，他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与其成为莫逆之交。

1902年3月，章士钊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与其弟章士戛一起闹学潮，率四十位同学退学离开南京到上海，并入上海爱国学社，与从日本回国的邹容、张继为同学。1903年，章士钊任上海《苏报》主笔，《苏报》因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被查封，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捕，章士钊因获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

1903年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1903年冬，章士钊协助黄兴创立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于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士钊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行事不密，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被人营救出狱后，章士钊急忙东渡日本。

流亡日本期间，章士钊回顾过去认真反思，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同志，深感内疚惭愧，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坚决不加入同盟会和其他政党。1907年，章士钊赴英留学；1909年4月，章士钊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的各种政治学说，推崇立宪政治，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1911年12月，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由衷肯定和热情支持。1913年7月，孙中山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草拟讨袁宣言；1913年9月，章士钊再度逃亡日本。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1917年11月，应陈独秀之邀，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又推荐李大钊继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1920年夏，毛泽东、蔡和森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募筹经费，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士钊，请求其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泽东将一部分钱用作赴法学生的费用，一部分钱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章士钊赴欧洲游历，考察政治，寻找治国道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共的朋友。1922年，受周恩来之托，章士钊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支持周恩来在欧洲的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辞去原受张学良聘任的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职务，回到上海，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章士钊留居上海租界，之后经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因事滞留重庆，章士钊为其安全担心，劝毛泽东尽快脱离险境，在其手心写一“走”字。

1946年回到上海后，章士钊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续任律师；同年11月，他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行宪后，章士钊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为国共和谈奔走。

1949年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成立和谈代表团，邵力子、张治中、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参加和平谈判。1949年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等人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留港期间，他劝说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1949年9月，章士钊应中共邀请，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他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51年7月，章士钊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晚年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1973年，章士钊不顾92岁高龄，自请第四次赴港，想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不幸在香港病故。

努力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重要领导人。

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实行恐怖统治，把镇压国民革命、捕杀共产党人当作头等大事。1926年4月、8月，奉系军阀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先后杀害知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

面对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1926年3月底，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从此没有公开露面，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住在苏联大使馆内。

不久，国共两党许多领导人相继调离北京，北方革命重任落在李大钊一个人身上。环境异常险恶、艰苦，但李大钊毫不畏惧，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其间，党团组织稳定发展并不断壮大，开创了农村革命工作的新局面；派遣与输送了大批干部与优秀青年去南方，为北伐战争增添新生力量。

1926年9月，考虑到北方局势日益恶化，为了李大钊的安全，中共中央写信给中共北方区委，要求他南下武汉工作，后又再次催促。然而，李大钊考虑到北伐军即将北上进京，北方区委应做好接应工作，自己不能离开，要求留下。

1927年年初，在张作霖府里潜伏的中共地下组织获悉并传出情报，张作霖已密令逮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为了能够进入使馆区抓捕，与帝国主义勾结，对李大钊等秘密跟踪、监视。周围的同志和朋友纷纷劝李大钊尽快离开北京，夫人赵纫兰也劝他暂避，李大钊却以工作重要为由表示不能脱身。

在李大钊被捕前夕，杨度无意中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口中得知敌人即将逮捕李大钊的阴谋，急忙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李大钊获悉后，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继续工作，坚持斗争。

按照张作霖的密令，1927年4月6日11时30分，奉系军阀当局、京师警察厅出动300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冲进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苏联使馆工作人员见状，上前阻止，却被军警制服。当天，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伏案办公，宪兵、侦探和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谭祖尧以及赵纫兰母女共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当天还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七车文件。

李大钊的被捕，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愤怒，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抗议奉系军阀当局反苏反共暴行，进行营救。

章士钊夫妇与李大钊及其家属关系，非同一般，自然更为关切。早在奉系军阀动手前，章士钊就让夫人吴弱男去苏联驻华使馆，劝李大钊出国躲避风头。李大钊被捕后，章士钊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呼号。章士钊找到杨宇霆时，称李大钊名闻中外、深得人心，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进言，认为李大钊为著名学者，建议保李大钊性命。由此，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一度动摇迟疑，最终决定组成特别法庭，进行审理。

1927年4月28日，特别法庭在京师警察厅南院大客厅开庭，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紧接着，李大钊等人被秘密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至此，章士钊、杨度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营救，均未获成功。

噩耗传来，章士钊悲痛不已，作诗悼念，哀伤之情跃然纸上。诗云：“障尘何微微，朝夕通其辉。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青林有蝉响，赤日无鸟飞。裴回东南望，双泪空沾衣。”

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与其夫人吴弱男前去慰问李大钊的家属。后来，章士钊夫妇与亲友商拟筹款三千元赡养李大钊遗属，实际募捐到两千余元。除购买棺木改殓丧葬等费用外，尚存一千余元，由李大钊的同学白眉初等管理，以利息维持赵纫兰及其子女的生活。

义务为陈独秀辩护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1921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致大革命失败。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转押赴南京，后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震惊全国。蔡元培、胡适等人均致电蒋介石，要求将陈案交付司法审判，反对由军法处置。蒋介石考虑到民众呼声与舆论压力，复电“照办”。

章士钊与陈独秀渊源久远、交情匪浅。后来，二人因政见不同，各行其是，但对陈独秀的几次被捕，章士钊都十分关心，此次也不例外。章士钊自告奋勇站出来，义务为陈独秀担任辩护律师。章士钊不计前嫌、挺身而出、甘担风险，当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被称为“有古义士之风”。

1933年4月14日，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就陈独秀等人被指控“危害民国案”第一次开审。1933年4月20日，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众多，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等地赶来的，法庭内外人头攒动。检察官的控告长篇累牍。陈独秀当庭抗辩，表示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他当庭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特别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他表示，自己力争的是人民自由权利、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等。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

接着，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五十三分钟。章士钊的辩护词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文采斐然，堪称经典之作，上海沪东大学、苏州大学将该辩护词选编为法学系教材。尽管辩护有力，但经过十二天的审理，法庭仍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上诉后改为八年，押赴南京第一监狱服刑。

章士钊曾多次前往狱中看望陈独秀。此外，他还写下《念故人陈独秀》一诗。诗云：“龙潭血战高天下，一代功名奕代存。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哪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